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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 2023年第四期 P30-37
利益平衡视域下高校网络文化成果推广中的版权保护问题
刘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摘要:高校网络文化成果在推广中存在版权保护问题,而高校网络文化成果的推广具有公共利益,如何协调高校网络文化成果推广中的知识产权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本文从完善我国网络传播权限制立法和完善网络舆论安全保护法制两个维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高校;网络文化;利益平衡;版权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文化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基于信息传递所衍生的所有文化活动及其内涵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形式的综合体。网络文化的概念可以总结为“文化观念”、“文化活动”这两个相对形象、具象的方面。解决了网络文化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何谓“优秀网络文化”.美国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一书中提到流行三法则: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环境威力法则。如果能够掌握这些因素,就可以轻易地推动起一个流行潮。在网络环境下要成为“优秀”,前提要满足的是“主旋律的网络文化”“流行起来”。[1] ① 这里有一个前置问题,即网络文化成果是否属于作品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2] 不难发现,网络文化成果既可以是文字作品,也可以是口头作品或者摄影作品或者视频作品,也就是说网络文化成果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从上文网络文化和“优秀网络文化”的概念不难发现,这两个概念均蕴涵着信息传递这一核心要素。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版权侵络传播作品被侵权,不法者可以轻易地从计算机中删除被侵权作品,造成诉讼证据难以被有效收集的窘境。从中国目前已有的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法规与司法实践来看,即使著作权人成功地赢得了版权诉讼,所获赔偿额往往过低,甚至不足以支付律师费等费用。这样既无法有效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对不法者也无法起到应有的打击与震慑作用。然而高校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还承载了传播知识、文化以及教育等功能,这些功能具有共益的性质,如何协调高校网络文化成果推广中知识产权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平衡两者利益是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二、高校网络文化成果推广中的版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版权身份难以界定
在梳理版权制度框架时,常常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版权的客体是什么,即什么作品有版权?版权的主体是什么,即这个权利应该归谁所属?随着媒介形式不断多元的今天,版权作品的范围是随着各种新作品出现而不断扩大,版权界定成为一大问题。媒介融合环境中出现了大量新形式作品,用传统界定标准来衡量这些新客体存在一定难度。如高校的宣传海报是否拥有版权?高校网站上主页的动态画面是否拥有版权?微信中的表情包是否受到版权保护?对此,依据现有界定标准难以判断。用户生产内容无疑是新媒体发展亮点之一,在UGC内容传播环境中同样也存有海量的版权主体身份不明的作品。例如,自媒体的发展浪潮下的短视频一时成为内容创业的风口,这一类新兴的内容模式其受众广泛,但在版权方面还没有相应的规定。在网络中,一个热门视频可能会经过海量用户转载、传播。对于想要合法使用的用户,要从千丝万缕的转发链接中寻找到原创作者犹如大海捞针。
(二)维权难度系数大,维权途径不顺畅
1.侵权行为隐蔽
网络环境复杂多变,信息传递速度较以往飞速提升,信息的粘贴复制成本极低。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版权保护埋下隐患。侵权主体更分散,侵权行为更频繁,发现侵权行为的难度不断增大。例如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洗稿”行为加大了版权维权难度。一些自媒体利用第三方身份将信息作品转载到论坛,再由论坛转载到自己的平台,对于技术欠缺的传统媒体来说,无疑增大了维权难度。
2.举证困难
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各种新媒体、新的侵权方式不断出现。当前在对侵权行为进行诉讼时,往往诉讼主体面临着严苛的举证条件。从法律上说,他们不仅要找到被侵权的对象,还要对侵权者采取的侵权行为进行研究概括,并对公证侵权对象的获取方式进行选择,如此才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公证书证据。这一整套完整而必要流程无疑增大了版权保护的难度。
3.维权成本高,收益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发布的《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2015 年1 月1 日至2016年12 月31 日,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105天。可见,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的矛盾,漫长的案件审理周期消耗着维权人的人力物力,很多时候维权人不了了之。维权保护中当事人往往“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目前,许多法院判决著作权侵权的赔偿数额标准相较其维权成本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最后许多媒体花了大量法院受理费、诉讼活动费、律师费等,即使胜诉也可能做了一场赔钱买卖,相关的侵权诉讼时常成为费时费力的“拉锯战”。
(三)公众版权意识薄弱
长期以来,我国受众已经习惯不用付费就可获得自己想看的内容,盗版是受众获取想看内容的方便途径,对于受众来说获取成本也将大大减少。如果让受众一下子从“免费的午餐”模式转变为收费模式,受众可能不适应。培养用户的版权意识是版权保护长期以来的难题之一。②
三、高校网络文化成果推广中知识产权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一)著作权法中的利益平衡的内核是著作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著作权法除了规范作者、传播者的功能外,还有进一步的功能,即规范对处于流通和传播中的作品的使用者的行为。这里的传播者本身是作品的“用户”,在广义上也是作品的使用者,其权利也受制于著作权人的对作品的著作权,并且其权利的行使以不得损害著作权为前提。著作权的利益平衡原则表明在作品的著作权和作品本身之间做出区分是必要的。著作权不仅是一种为作者带来利益的垄断权,也必须考虑和保障各种用户的利益。然而,在著作权作品的创造者和使用被销售的作品的公众之间总是存在内在的冲突一一创造者自然希望从其作品的使用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而消费者希望如果不是能够免费地使用的话尽可能廉价地使用作品。对这种冲突的解决,技巧就在于如何使得在著作权法中这两种利益各得其所。一方面是需要充分保障作者的利益,使作者从其创造性努力中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同时又能够鼓励作者继续创作。另ー方面则是需要使使用者接近作品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关于作品的著作权立法旨在维护创造者和使用者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平衡”。[3] 美国国会关于1988年《伯尔尼公约》实施法令的报告中则指出,除了考虑创作作品和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作者的权利给予专有权外,著作权立法的其他考虑也是必要的。国会必须衡量保护一个特定的利益的公众的成本和利益。著作权的宪法目的是在促进学习的利益中便利思想的流动……我们的著作权法的主要的目标不是报偿作者,而是确保公众从作者的创作中获得利益。[4] 这一解释很清楚地表明,著作权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目的。像促进学习、促进思想的自由流动就是重要的公共利益。实际上,要求著作权法促进学习,这是赋予著作权以法定的垄断权的正当性之一。
这种在作者等著作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平衡协调的原则,其必要性在于它是实现著作权法目的的保障和必要机制。著作权法作为促进国家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律,对作者等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不是唯一目的,它还有更重要的促进知识和信息的获得与交流促进学习和后续创造,实现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功能。同时,在民主社会它还有重要的增进民主的价值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对作者权利的保护只是实现著作权法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手段和机制。著作权被认为是人为创造的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私权,它不仅仅是对作者创作的回报,而且在于通过对作者创作的激励生产社会需要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是实现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
在著作权舞台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联合表明,一般的、绝对的所有权的观念在这一领域是不合适的。著作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所有权。这一性质体现了著作权的适度保护。保护的“适度”意味着在充分和有效地保护著作权的基础之上著作权的适当的、合理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准。当著作权范围太大时,著作权人对正常接近作品给予了过度的限制,这会使得著作权法促进文化发展繁荣、增进民主的目标无从实现;相反著作权范围太小,作者创作作品的动力就会严重不足。怎样的著作权范围和水准才是适度的,这也是著作权法几百年以来遇到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种适度也是合理地划分著作权的专有与公有的界限,涉及到对著作权人利益和公众的利益的协调和平衡。由于这里的协调和平衡本质上是要解决著作权作为一种对作品的垄断权对作品接近的限制问题,适度的著作权保护进一步涉及到在什么样的场合专有权应该被终止,以及在什么样的场合不受限制的公共接近应当开始。换言之,在多大的程度上控制著作权作品的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应该被授予创作者、传播者还是使用者。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是“调和”不同主体利益要求的产物在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在形式上具有对抗性:创作者希望控制他的作品,以保护他的作品的完整性,因为利用行为会涉及到他的声誉;他也希望从他的作品中得利润。从著作权人的角度说,著作权是控制作品被公开后免于被他人擅自利用的一种法律设计,本质上是著作权人特别是作着
控制知识创造物的权利。同时,著作权的专有权定义了著作积人和一般的公众的关系,而公众中的很多人可能是特定作品的复制品的用户。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公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也需要在著作权法中的到保障。对作者利益的确保和对公众利益的确保要求在著作权法中设计出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水准。从理论上讲,适度的著作权保护是这样一种情形:它是授子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作品所需要的财产权。过高,会对用户施加成本而不会补偿社会利益;过低虽然可使用户自由接近作品,但可能会难以产生出合乎社会需要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易言之,著作权保护范围必须宽到能够为作者创作和传播作品提供足够的激励,但也不能宽到这样程度:作者能够对作品的接近收取垄断租金,而阻碍了对创造性作品的接近。正如在 Computer Associations International Inc.案件中法院所指出的:“著作权法试图建立一种精妙的平衡。一方面,它为作者作为创作的激励提供了保护;另一方面,它必须适当地限制著作权保护的内容,以避免产生垄断停滞的效果。在把联邦法律适用到新的类型中时,法院必须始终考虑到这一对称性。”由此可见,这种适度的保护水准的确定,正是试图进行一种利益协调平衡。换言之,著作权确保创造性作品的创作的基线水平的目的是与在避免过度保护的公共利益中相衡量的。上述平衡的考虑是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判断之上的。社会利益的假定需要引进价值判断和经验分析。每一次立法者修改著作权法是对公平社会需要的文学、音乐和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做出价值判断,以及在实现那一目标中的、修改可能的效能的经验判断。换言之,著作权法试图在作者创作原创性作品,以及他们与其他的人有使用早先作品的自由之间达成的平衡,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判断之上。当然,这种社会利益的权衡判断的微观分析,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也不是本书所要解决的。这有待于著作权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展。③
四、 高校网络文化成果评价及其推广中的版权保护的规范机制
(一)完善我国网络传播权限制立法
1.完善《著作权法》
当前,我国《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很多方面并未涉及,这就需要对《著作权法》中涉及网络传播权限制的规定加以进一步完善。
(1)在《著作权法》总则部分增加原则性规定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多推崇原则性条款在法律中的适用,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形下,运用原则性条款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原则性条款是整部法典的灵魂所在,它体现了法律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法律的始终,使得法律形成完整的体系;其次,原则性条款能够增加法律的前性,在立法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原则性条款表达出了立法者的基本理念和认识,为今后出现的新问题预设了灵活的处理依据;最后,原则性条款也能够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依据,法律原则有效地构筑起“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ous),为实践中法官适用具体法律规定失败后求助于“一般性规则”提供了便利。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针对我国目前网络传播权限制立法中存在的一些总体上的问题,在《著作权法》总则中增加相应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包括:①禁止用著作权(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因权利人滥用权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②权利人行使著作权,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原则)。③本法依法保障消费者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获得信息的各种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④著作权的设立和行使,不得阻碍技术创新(创新原则)。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典》尚未成型的背景下,在《著作权法》等单行法中增加一般性原则的规定相当有必要。实际上,《合同法》、《担保法》等民事法律中均有一般性条款,《著作权法》由于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变化更为繁杂,所以就更需要以灵活的原则性条款作为兜底条款或其他情形条款。
(2)增加《著作权法》中关于临时复制的规定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复制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纸质复制已经被数字化复制所代替。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要前提同样是数字化复制,其综合性特征还决定了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将大量存在数字化复制。将“永久的”和“暂时的”均纳入复制权的范围,虽然会扩展权利人控制权的范围,但是只要辅之以必要的制,就依然能修实现版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著作权法》中第10条关于复制权的定义修改为。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或其他方法直接、间接、永久或暂时制作等方式生成一成多份的权利,这样定的原在于,如果将临时复制排除在传统复制权之外,则需对临时复制与永久性复制分别立法,如此一来,两者的界限将以把握,势必增加司法实践中复制终究为临时复制抑或永久性复制的难度,不利于法官对案件的及时审理。而将临时复制纳入传统复制权中并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既不会存在上述问题,又可以很好地解决临时复制的法律定位问题。
(3)合并相关限制立法以避免立法上的重复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明确列举了版权限制的12个方面,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又将其中的第1~8项及第12项重新列举,这就造成了上的重复规定。对此,完全可以在《著作权法》第22条中増加一款。上第1项至第8项、第12项的规定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具体条件由法规或条例另行规定。”《条例》用很长的篇幅重述《著作权法》有关权利限制的内容,实际上是立法资源的浪费。所以,笔者认为,不妨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将《著作权法》的诸多限制条款同样适用于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某些例外则授权由法规或条例另行规定即可。这样,《条例》也就可以在《著作权法》的授权下,将更多的立法资源投入到《著作权法》具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中去。
此外,在《著作权法》业已规定基于义务教育的法定许可之情形下,《条例》又单独规定网络环境下的义务教育法定许可,实际上也是立法浪费,并且《条例》通过增加条件限制该类法定许可,以低效力法规限定高位阶的法律,不符合“法治原则”。所以,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直接在该条中增加一款,并确定相应的条件更为合适。具体可在第23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这样既可避免立法上的重复规定,又使不同位阶的立法符合法律逻辑。
(4)明确权利限制行使的原则
关于合理使用一般性规定,当前世界各国主要存在3种模式:第一种是在立法原则和立法宗旨中阐释合理使用的一般价值。例如,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版权条款也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通过人们提供接触版权材料的渠道来促进言论自由。虽然“将这些法律适用于版权仍处于摸索阶段,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将其纳入法律范围”。[5] 我国的《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滥用权利原则和消费者保护原则,就是借鉴该原则条款的有益尝试。第二种是美国版权法第107节对合理使用一般判断标准的规定。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的一般标准包括使用的目的和性质、版权作品的性质、使用的数量和质量在版权作品整体上所占的分量以及使用对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6] 但是,“传统的判断标准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挑战,包括使用目的和市场影响因素等合理使用条件的消失和出,使得可将互联网下的合理使用的合理性判断标准缩小为使用行为是否造成权利人直接的实质损害、行为人有无过错(即是否恶意或故意),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就不构成对于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7] 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很难概括出恰到好处的标准条款,将其留给未来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会更为妥当。第三种做法是《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为 TRIPS协议和WIPO两个“互联网条约”所肯定的“三步验法”:①只适用于特定情形;②不能与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③不能不合理地损害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由于“三步检验法”是“衡量在网络环境下设定的权利限制是否适当的一个总的标准”。[8]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版权立法中对这一总体原则加以考虑在权利的限制中增加一条,“本法对著作权权利的限制,只适用特定情形不能与受本条例所保护信息的正常使用相冲突,并不能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对网络传播权利限制标准的明确可以为公众通过互联网合理使用电子信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
(5)确立政策性权利限制的法定许可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综合实力的一个“瓶颈”。版权法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为缩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应当起到缩减“数字化鸿沟”,实现地区发展平衡和减少农村地区数字化消费成本的作用,这也是国家政策性立法的体现。《条例》中所确定的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是很有见地的政策性立法创新,但是在条件设置上却畏缩不前。考虑到《条例》效力的低层次性,在《著作权法》中直接以“法定许可”的形式予以规范将会更加合理。笔者为,可以考虑在权利的限制中增加一条,规定“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者可不经权利人的同意,但应支付报酬”。这样规定的好处是促进了对社会发展有利信息的广泛传播。
(6)将网络转载、摘编纳人法定许可的范围
通过立法确认网站摘编、转载部分作品构成法定许可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①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2项已明确规定,一定范围的作品在支付报酬、注明作者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许可而转载;②网络环境下,肯定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有助于实现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对信息获取权益的平衡;③SP,尤其是他们设立的网站在特定的功能上,与报纸杂志社等的功能本质上是同的,那都是传播作品等信息产品的媒介,其法律地位相应地也应当平等:④著作权人通过注明“不得转载”等简单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充分的著作权法保护,法定许可著作权权利行使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⑤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机制可以大量减少网络著作权纠纷,至少可以减少那些仅仅因为许可问题而产生的纠纷。这就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和法院的诉讼资源,这样的规定可以更好地适应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的需要。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著作权法》第3条中增加规定对网络转载、摘编的定许可,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摘编已经在报刊、书书籍、网络等其他媒体公开发表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行为”。《条例》限于效力层次,没有规定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这就要通过对《著作权法》的修改来明确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地位。
2.《信息络传播权保护条》的完善
(1)优化限制制度的体例结构
立法的体例体现了法律逻辑的严谨程度,同时也便利阅读者和解读者根据体例去了解法律制度的架构和法律的精神,《条例》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置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之后,远离相关的权利限制,容易使人产生理解上的误区:其一,易让人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技术措施权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权的错误概念;其二,无法正确凸显版权法所追求的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平衡目的和利益分享理念。基于此,可将技术措施保护及其限、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保护及其限制集中规定。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体例结构略作适当的调整,将《条例》第4条移至第12条之前,第5条放在第12条之后这样既可以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限制加以集中规定,又不至于对法条的理解造成误导。
(2)对技术措施设置一般性限制规定
网络环境下技术措施的泛滥必将危害到公众合理使用的利益,对技术措施设置一般性限制规定是平衡版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必要措施。为技术措施设置一性限制条款,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宣示功能,表明利益的分享;其二,实际裁判功能,禁止攻击性技术措施等均是裁判规范,有助于法官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增加对技术措施保护的限制性原则描述:“本条例所保护的技术措施受到下列条件限制:(一)不得设置攻击性技术措施;(二)不得超出制止侵权行为所必需的限度;(三)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样规定既可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合理使用权利,又不至于对版权人所采取的技术措施造成不利影响,也可将版权人采取技术措施的行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④
(二)完善网络舆论安全保护法制,引导高校网络與论的健康发展
近十几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范。但现有的网络立法绝大多数属于管理性的行政规章,行政部门多头立法、多头管理,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⑤ 而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信息立法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应抓紧修改现有的网络信息法规,同时制定新的相应网络法规,如网上信息发布规范、网上信息审查和监管等,逐步形成相对完善的网络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为网络與论的健康发展莫定良好的法制基础和法治环境
1.适当强化法律规范的韧性
虽说高校网络舆论从属于网络舆论范畴,两者的内容也有众多相同之处,但法律不可能对每一种具体的网络舆论都作出明细规定。为防止挂一漏万,我们应当增强法律规范的韧性,具体包括两点:
(1)确立网络舆论安全保护的基本原则
首先,與论发表者权利和公众利益协调一致原则。网络舆论发表者拥有言论自由权,这是其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之一。但是,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此边界即为他人的合法利益。因而,网络舆论发表者行使言论自由权时不得将其绝对化,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不得扰乱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不得破坏国家安定和社会秩序。
其次,尊重各国法律、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原则。互联网的超地城性使得网络舆论能够跨越国家、民族和宗教的界限,因此,如果與论发表者明知或者应知其发表的與论违反了某国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或者违背了某民族的风土习俗或宗教信仰,即使其本人不属于这个国家或民族,不信仰这个宗教,也应当在发表的舆论上作出明示,以使这个国家、民族和宗教内的人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将接受的信息可能包括非法、违背习俗和信仰的内容,从而能够作出是否接受的选择。
再次,分级原则。虽然互联网都具有超地域性,但是不同的网络系统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同。例如,学生对政府网站、校园网站的信任度通常高于其他网站。因而在政府网站、校园网上发表奥论,其影响力显然比在其他民间网站上发表舆论要大得多。因此,对于不同的网络系统应当对其重要性进行评估并分级进而依此等级设定不同的安全保护措施。
(2)增加兜底性条款的规定
兜底性条款虽然不如列举性条款那么明细和便于操作,但是其有利于增强法律规范的柔性和适应性,可以满足新情况不断出现的需要
2.明确网络與论安全的法律责任
责任是义务的保证,为使网络與论各参与方切实履行维护安全的义务,我们必须明确他们在网络论中所负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应当明确网络舆论发表者的责任。发表者是网络與论的源头,只有从源头控制网络舆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才能最终确保互联网上信息内容的安全。另一方面,应当明确网络與论传播者的责任。其一是网络舆论传播者对舆论发表者的责任,他们应当将发表者所发表的符合法律要求的网络與论及时、准确地进行网络传播,维护发表者的合法权利,保障网络與论的自身安全;其二是网络舆论传播者对社会公众的责任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也负有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职责,对于发表者所发表的违规與论,应当及时、有效地阻止其发布和传播。
与此同时,针对网络與论对高校日常管理工作和校园生活的影响,各高校也应结合相关法律制定符合自身现状的校园网络管理办法,将法律条文的内涵落实于具体的管理方法中,从而在制度上引导校园网络與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⑥
参考文献:
① 陈艾芳,高晓琴,刘子超:刍议高校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转化和应用[J].商业文化,2015(18):142-143.
② 朱鸿军,蒲晓:2017年中国新媒体版权保护报告[J].新闻与写作,2018(08):69-75.
③ 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原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264-269.
④ 刘远山:知识产权培育·保护·利用问题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265-270.
⑤ 钟发斌:网络文化效应及法与治双重规范机制的构建[J].中国科技信息,2005(9):161
⑥ 王秩龙:网络行为与网络社会治理[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20-21.
注释:
[1]关于网络文化的定义存在很多版本,总的来说有两种观点。观点一:从网络的角度看文化。从网络的角度看文化,强调从网络的技术性特点切入,突出由技术变革所的文化范式变迁。代表性的观点如下:匡文波先生1999年在《论网络文化》一书中的定义:“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收信息为核心的一种崭新文化。这是一种与现实社会文化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范晓红在《网络信息文化:花开谁家》一文中的定义:“以遍布全球的物理网络为物质基础,并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管理技术等技术的融合为手段,进行多元化的信息搜集、加工、传递和利用,构成了网络文化的核心,而这正是它的独特所在。因其信息量的空前丰富的特点,故又称网络信息文化或信息文化。藏学英2001年在《网络时代的文化冲突》一文中的定义:“网络文化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现代层面的文化。就其所依附的载体来说,它是一种彻底理性化的文化,任何文化若想加盟网络文化,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既有形态,即变革传统的非数字化文化形态。”
观点二:从文化的角度看网络。从文化的角度看网络,主要从文化的特性出发,强调由网络内容的文化属性所引发的文化范式转型。如:国外学者 Michael Joyce认为:“网络文化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涉及一种不断进化的意识与认识,但不是一种技术决论。”杨鹏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新型媒介文化,是人们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所进行的特殊方式的传播活动及其产物。”“对于网络的研究,宜从狭义方面入手,着眼点放在人们在网络空间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范围限定在网络文化中个有关语言文字、道德伦理观念、网络文学艺术、网络社会行为等方面。” 苏振芳认为:网络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是一种以电子为介质的高科技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是一种具有交互性的文化,是一种虚拟性与现实在形性相结合的文化。冯鹏志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上生存为核心内容所创的新文化形式它不仅造成了人们对以往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规范的反思和检讨,而且也极大地扩充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文化生活的深度和范围,并正在塑造出全新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于文秀在《当下文化景观研究》一书中对网络文化的定义是“网络文化是以网络为载体和媒介,以获取、传播、交流、创造文化信息为核心,并影响和改变现实社会中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文化形式总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网络文化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技术层面,强调网络文化必须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及网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信息为与现核心的传播活动;其次是文化层面,强调人们在互联网这个特殊世界中,如何进行工作、学习、交往、沟通、休闲、娱乐等活动方式,并且互联网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包含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道徳修养、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参见常国锋:《网络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0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3]Pertr Groves, Copyright and Designs Law: A Question of Balance Graham &Toronto Press, 1991, at7
[4]Beme Convention Implementation of 1988, H. R. Rip, No, 60, at100,Cong.,2d,23(1988).
[5] [美]约纳森・罗森诺:《网络法:关于因特网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6]李扬:《网络知识产权法》,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7]吴汉东、肖尤丹:“网络传播权与网络时代的合理使用”,載《科技与法律》2004年第4期。
[8]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社2000年版,第155页。